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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六朝隐士对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影响

时间:2016-11-26 10:12来源:未知 作者:翔子 点击:
山水从一开始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到单独成为一门画科有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六朝的隐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考察山水画的产生必然要涉及六朝隐士。...

 

  山水从一开始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到单独成为一门画科有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六朝的隐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考察山水画的产生必然要涉及六朝隐士。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隐士”这个词代表了超凡脱俗、卓而不群,代表了风霜高洁,出淤泥而不染,大有世外高人之意;中国传统的文人学者大都对隐士抱有钦敬的态度,就连中国的平头老百姓也对隐士有着强烈的好感,在封建社会,有文化有学问的人不去做官,不想着怎样谋取高官厚禄,而是安贫乐道,自食其力,远离官场的蝇营狗苟,怎能不使人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在儒家思想体系中,“隐”是针对“仕”而言的,孔子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之论。孟子则明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从政治社会的参与中隐身而退,这对于以道自任的君子而言,是_种不得已的选择,只是为了远离当政者的权势,或避开混乱不安的世局,并不代表其人生信念、道德取向的改变。隐士,“隐”是隐蔽的意思,“士”是指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知识分子。所谓“隐士”,也即“不见于世”的“士”。“隐士”这个名称见诸典藉的开始,是在《旧唐书》,另外,历史上又有许多种隐士名称如:高士、处士、逸隐、幽人、隐者、隐君子等等。这些名称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一类人物,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
  总体而言,隐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与专制社会里的反抗精神相联系的,在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中,隐逸代表着道德上的一种积极而非消极的行动。史家作传往往也多含褒扬之意,即使不认同其行为,也不由得发出内心的崇敬,即便是官方也都给以肯定。因此中国官修的史书和地方志,往往有标出“隐逸”的专门篇章及辟有“独行”的人物,后者是指具有非凡性格与力量的人物,往往也包括隐士。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的隐逸其中便包含着审美文化的意味。隐逸,即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或在完全的意义上疏离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超脱于尘世喧嚣、庸凡俗事之上,归趋自然。因此,隐逸必然要与山水、田园结缘,但是又不仅仅是赏玩山水。栖身山谷林野之动机,由最初的为了全身避害而变为托身林泉,于山水之间感受大自然之精神,享受逍遥自适的生活情趣,却是社会、思想发展和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方式变迁之结果,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种具有审美性质的行为。自然山水也就远离俗世具有了滋养精神、培育价值、产生美学的意义。
  六朝时期,在庄老哲学、玄学以及求仙、隐逸和宴游风气的推动下,自然山水日益成为文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到自然山水中去游玩,以获得娱乐和精神上的宁静,这对于士林阶层来说,已发展成为一门醉心的生活艺术。其时,由于士大夫阶层与集权制度、仕与隐、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发展到空前激化的程度,士林阶层就需要从理论和生活两方面建立起一套自我调节机制,以得到身心的平衡,而选择的结果就是玄风和清谈的畅行。其结果则是对社会政治进一步疏离,对个体生命和精神的觉醒和珍视。于是向往神仙、企慕隐逸和怡情自适便成为魏晋以来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最为普遍的情怀。而远离尘嚣的自然山水就是在这求仙、隐逸、游览的热风中,成为人们寄情远志的最佳场所。在炽热的老庄玄风吹熏下,人们务求心神的超然无累,沉浸于玄远的追慕。在他们的理解中,自然山水是通达老庄玄境的媒介,故而登山临水,唱咏玄虚,以自然山水作为转移情绪之手段和得“道”之所,而所要达到之精神境界则是一个“忘我”,即就是在寄身山水之际达到“体闲心虚,害马已去,世事都捐”的境界。这种“以玄对山水”的情趣,是当时士林的山水意识与道家思想交错混杂的结果,为作为一种审美活动的赏玩山水涂上了一层浓重的道家哲学色彩。当时经过庄老思想洗礼的文人士大夫们纷纷走向山水,投身自然,不仅因山水形象之美而赏心悦目,还从山水形象所呈现的生机勃勃的精神气韵而领悟到了宇宙生命本体的真义,乃至与“道”冥合,登临山水与“体道”和实现个体超然自由、逍遥无待的心灵境界一体化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有着丰厚内蕴的行动,其中的审美意味也颇为浓厚。隐逸,一方面在一定的程度上脱离了社会主流生活,超脱于尘世之外,归去自然。因此,隐逸必然要与山水田园结缘,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是仅仅赏玩山水,栖息山林,而是要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名声气节。山水画的产生的原因无疑是多元的,山水田园诗的出现表明山水作为审美客体已经被审美主体一人所认识和欣赏。陶渊明和谢灵运的田园诗和山水诗在六朝时期影响广泛。陶渊明生于公元三五二年,在当时名气和才气已经声名远播,是有名的“浔阳三隐”之一。陶渊明的一首《归去来兮辞》更成为千古绝唱,可谓妇孺皆知,在六朝时就备受推崇。陶渊明的田园诗歌直接抒发了对耕作劳动生活的热爱之情,对大自然和对返朴归真的悠然自得的心情。所不同者在于陶渊明之“玄”心,与正式名士、竹林名士均不同,他是以“平常”之心、“远”心、“无意”之心来体味“玄”,从日常生活和普通事物中领略“玄”之真谛,并又将之返还于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是在清谈和登临山水、寻仙访道中搜求“玄”心。我们可以通过他的(饮酒)第五体味这一特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篙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以即事即景的手法,叙写安贫乐道、体玄味真、悠然自得的心境。前四句认为,只要超越了尘俗,将视功名利禄置之度外,达到寄心高旷、心无滞物,虽居人境,身在衰中,亦如同居于远离人世的偏荒僻野一样,是为“心远地自偏”。后六句描写体验、玩味自然田园时所呈现的悠然、澄明心境。东篱把菊,悠然见山,山色飞鸟,此时此地此境,一切均处于当下的此在状态之中,却构成了一幅绝佳的现“真”、显“玄”的画面,又与诗人此时此刻的心境相互映衬,原来“人境”中也能产生“玄境”,绝诀在于心境。所谓“此中有真意”之“真意”,正是诗人从这田园生活中所领略到的超然事外、冲淡平和的一种玄远意趣,其人生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而这番况味是那些以功名利禄樱累其心之徒难以体味到的。这种超然境界使人沉浸、陶醉,但又只可意会,不可言说,也无须言说。有评日本诗“心远为一篇之骨,真意为一篇之髓”,真是精湛至极。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国山水画的艺术精神所追求的和崇尚的意境。
  从体道悟道的角度来看,隐士们需要山水,从生存角度上来看,没有山水田园,隐士们无法生活,所以,隐士对山水的依恋之情同样也是朴实无华的。田园山水诗正表达了隐士的心声,对于指导隐士们创作山水画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山水画科的产生具有间接的影响。
  中国的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入到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中来,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魏晋士人的玄学思想以农耕经济为经济基础,六朝士人中的隐士直接参与农业实践,加深了对大自然的认识直接导致了山水诗的出现,为山水画的产生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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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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